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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在上海，自然要见一见中国最大的包租公梁启超的，这些年他不断的盖房子，在全国各地盖了100多万栋租屋，为1000个以上的家庭提供了廉价住房。

不过住他的公屋的，都是城市里的最底层，经济危机之后，很多人都退租了，那些人大多回到了乡下。3年经济危机，对公屋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，因为退租的人太多，而公屋建设都是用借债推动的，租金少了，债可没少，该还的钱还得还。

要不是国家紧急出手，公屋公司可能就破产了。

梁启超在某些脾气上，跟张謇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不想给国家添麻烦，张謇始终坚持，上不给官府惹麻烦，下不给百姓添负担的道德观，梁启超也差不多。

现在靠着国家才能活下去，让他觉得十分不痛快，这种传统士大夫，总愿意将更多的社会责任放在自己个人身上，从而获得一种牺牲奉献后的精神满足。

可有时候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某些失业的，不可避免的要依赖到政府，西方人认为组建政府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提供一些个人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。

这些道理，梁启超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，他有他自己的道德观。

所以他很不痛快，甚至可以说痛苦，人都憔悴了不少。

杨潮跟他谈以公屋名义发小额债券的事情，他都有些无精打采，不感兴趣。

梁启超显然对这时候继续修建公屋不感兴趣，他更没有兴趣把自己的困难向杨潮抱怨，还不够丢人啊？

幸好杨潮早就将一切调查清楚了。

公屋现在的入住率已经降低到了一半，以公屋的运行条件，如果入住率达不到七成，基本上就面临着亏损。

入住率降低的最重要原因，是那些最小型的，30平米的房子开始变得无人问津。50平米的房子倒还算受年轻夫妇的欢迎，在城市里刚刚建立家庭的年轻人，对这种租金不高，水电保证的小房子比较满意。

但是30平米的单身公寓。就不太受欢迎，当年大繁荣的时候，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，有些两口之家，甚至三口之家。宁可挤在30平米的房子里，但是经济危机过后，很多人走了，之后最低日薪法案颁布，即便有返城的工人，工资也整体提升，对这些小房子就有些看不上了，现在租住小房子的，主要是单身青年。

可以想象，即便经济慢慢恢复。这些小房子恐怕也很难在恢复过去的辉煌了。

“启超公，如今不同了。公屋过去是给穷人盖的房子，可是中国人不能老是穷人。您说是把有钱人的钱都没收了，让所有人都变成穷人好呢，还是让所有人都办成有钱人好？”

这其实就是苏俄模式和瑞典模式。

梁启超不耐烦道：“当然是人人富裕的好。”

他很不想回答这样脑残的问题。

杨潮笑道：“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啊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所有人的工资都涨了。一个泥腿子一年挣360两银子，这种事，您跟康保皇当年搞维新的时候可曾想到？”

梁启超冷哼一声：“犯不着在老夫跟前卖弄。”

梁启超以为杨潮在自己面前夸耀他的政绩呢。

杨潮道：“这可不是卖弄，而是让您认清一个现实。那就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觉得一个一年能挣三百多两银子的人，会愿意住30平米的房子吗？”

梁启超沉默片刻，最小的30平米公屋，随着成本越来越低。现在月租已经降到了2两，50平米的不过3两，对于一个月能挣30两银子的人来说，他们愿意多花1两住的更舒服一些。

杨潮又道：“所以啊，您那小房子该退出时代了。不过公屋还是得建，毕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花园洋房的。但是大家也愿意住上花园洋房那样的大房子。怎么办？还不是得靠您给他们建。”

杨潮给梁启超戴着高帽子。所谓花园洋房那是只有富豪才能住得起的，什么商品房之类的现在还没有出现。

最早的商品房，大概是香港的霍英东在50年代后搞出来的，他采取了卖楼花的方式，按照一家一户的方法来卖房。

在他之前，还没有出现将一座大楼分拆出售的先例，哪怕是高楼大厦，也最多是一层一层卖的，政府发给大楼的房契，也都是一栋楼一个门牌号一张房地契，一家一户都拥有房产是难以想象的。

因此房地产市场几乎都是富豪的独家生意，高楼大厦也主要用作商业，普通人家只能挤在胡同里弄之类的脏乱差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