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中国的影响是，前一段时间还有些微弱的批评声音完全消失了，大家都兴高采烈的评论新得到的领土，这些领土，无论是威廉皇帝领地（新几内亚岛领地），还是俾斯麦群岛，所罗门群岛，马绍尔群岛，就是最小的帕劳也比香港岛要大的多。

短时间内，通过国际外交，米青赢得了极大的威望。

这让副总统李富安感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他答应当副总统，是因为杨潮的劝说。

他也很有信心通过副总统的权力，取得足够的政绩，但是他现在没有信心了。

他不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，此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，是因为有杨潮在背后支持，让他可以放手做事，可是现在他自己掌握了权力，他反而退缩了。

他有权力，不止是总统身边的摆设，在他跟米青的谈判中，他得到了独立组建全国性监察机构的权力，他将组建一个庞大的监察机构，而且得到了新的国会的通过，因为新的国会中大都是资本家，他们比谁都痛恨地方腐败，于是他们很乐意看到一个强力的监察部门。

在组建监察机构的过程中，李富安不会受到任何掣肘，他的监察机构人员数量不受限，预算不受限。而且将来这个监察部还将直接向他这个副总统负责，甚至杨潮建议形成一种制度，那就是日后的副总统将一直负责监察部。

李富安等于是监察部门的创建者，这就形成了政府高层的权力制衡，总统纵览全局，是决策人，而总理负责具体的内阁事务，算是拥有行政权力，而副总统将拥有监察权，可以制衡总理和总统权力。

有这个权力做后盾，李富安觉得自己做出政绩是十拿九稳的，他有足够的人脉和经验，他最早的时候只是在赫德的海关任职，当时的海关是大清最清廉的部门，他对清廉有深刻的理解。

后来他在杨潮的支持下从山东出厂税务司做起，之后独立负责组建新的税务部门，他对机构清廉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深知道监督对反腐的重要性，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对腐败屡禁不止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现代的监察机构。

当然让李富安尴尬的地方也有，比如真如赫德所说的，要让中国人清廉比让洋人更难，中国诚信文化的缺失，尤其是知识阶层中诚信文化的缺失，做官的人天然的感觉自己应该发财，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挂念深入人心，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，不给自己谋福利那是傻子。

这是真正腐朽的传统文化，要对抗这种文化，确实很艰难。李富安当年组建税务司的过程中，摸索到了两个方法，第一是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，第二是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。

李富安为了彻底反腐，当年的监督部门的人数一度比税务司的工作人员都多，当然等制度确定后，所有人发现腐败的代价太大，同时工资又足够吸引人的时候，慢慢也就习惯了清廉，监察人员的数量才开始降低。但是惩罚力度却有增无减，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一旦发现，立刻开革，并且登报公示，让腐败分子臭名远扬，永远没有政治前途，对那些贪腐数量巨大的，还要进行司法介入。

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富安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，他向总统提交的人员规模，将达到整个政府职员数量的三分之一，也就是说，他将会控制整个政府机构中三分之一的人员。

这是巨大的权力，如果米青是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总统，是不可能答应的，但是米青根据过去的协议答应了，没有任何犹豫。

仅此一点，李富安就有足够的理由鄙视米青了。

之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抽调在山东、东北等地的富强党骨干力量，同时在学校中招募没有任何参政经验，没有受到官场腐蚀的热血青年，以山东的骨干力量，带领这些还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，在全国开始进行反腐调查，掀起一波一波的舆论关注。

本以为这会是他的巨大政绩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很快舆论的注意力就被米青吸过去了。

这时候李富安才发现，虽然腐败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痛恨的行为，是永远的社会焦点，可是跟发财比起来，中国人还是更关注自己的那点小钱钱。

当然关注这些的，只是市井粗俗之辈，有家国观念的精英，还是更关心国家的。更关心李富安的反腐的。可是很快米青又用殖民地问题，将那些经营的目光也吸引了过去，相比反腐，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开疆拓土的关注又更上一层。

如果说提升工资，这种事情是米青那个女人想出来的，那么跟英国人快速的达成协议，这种外交手笔，李富安就绝不相信是米青的能力能够玩的转的。

这时候李富安的目光才投向了北方，他明白总统不是一个人，她的背后有一个男人。(未完待续。)